精兵簡政:八路軍與民眾的比例是多少?
 

 
    導語:值此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短史記》推出抗戰特刊,自七七事變至九三勝利日,選取三十個重要的抗戰節點進行解讀,力求鉤沉隱沒不彰的史實,再現真實的抗戰勝利之路。此為第十九期《精兵簡政》。

“魚大水小”,必須精兵簡政

    1941-1943年間,是中國抗戰最困難的時期,八路軍在華北的敵后根據地,也不例外。自1941年4月蘇聯與日本締結《蘇日中立條約》后,華北日軍的動作即大幅升級,先是集中10余萬兵力對中條山根據地實施“鐵腳合擊”,隨后又對華北敵后根據地實施“鐵壁合圍”——據聶榮臻講,1941年秋季的這次“鐵壁合圍”,日軍“總兵力達七萬余人,……號稱‘以百萬大戰來回答百團大戰’”。①

    1943年初,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于《解放日報》刊文公布抗戰五年來日軍對華北敵后根據地的“掃蕩”情形。據其統計,從1938年1月至1942年11月底,“五年來千人以上的‘掃蕩’,共計152次,至于萬人以上的在大‘掃蕩’共計37次。”②其中,尤其以1941年至1942年間日軍的“掃蕩”最為猛烈,給根據地造成了巨大損失。據朱德當年的公開說法,“到1942年為止,我解放區人口縮小至5000萬以下,八路軍減員至30萬。”③實際情況可能更嚴重,譬如,晉察冀邊區“鞏固區”的人口減少過半,已不足500萬人;晉綏抗日根據地面積縮小了三分之一,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二以上;山東抗日根據地面積縮小了三分之一,人口從1200萬減至750萬。④

    面積縮小,人口減少,同時“鞏固區”(只向根據地政權繳納公糧)大量變成“游擊區”(還需承受敵偽的公糧剝削),所帶來的直接困難,即經濟條件的惡化,造成“魚大水小”的特殊局面。以晉察冀根據地冀中軍區為例,據該區報告,日軍未“掃蕩”前,“1941年全年的負擔,每分(地)……折合小米最多不過30斤,這樣的負擔,人民是感覺勝任而愉快的。”但在日軍“掃蕩”之后,“負擔就無比地加重了,一般的每分(地)……全年可能達到72斤(小米)。較多的每分(地)……全年可能達到108斤至144斤(小米)”。所以,冀中行署在文件中感慨:“按每分(地)代表實物至多不過12斗谷(以自營地為準,不除生產費,不計累進),折小米7.2斗,合108斤,全年收獲一大部分或全部都拿了負擔,還是不夠……真是負擔奇重。”至于增加的這些負擔,主要因“我主力部隊轉移”,“鞏固區”變成了“游擊區”,民眾不得不同時承受沉重的“對敵負擔”。⑤

    有鑒于此,1941年底,延安經過深思熟慮,出臺政策,明確指示各根據地:

    “必須普遍的實行‘精兵簡政’。敵后抗戰能否長期堅持的最重要條件,就是這些根據地居民是否能養活我們,能維持居民的抗日積極性。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民力財富一般的說已經很大減弱,因此,‘精兵簡政’,節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任務。關于精兵問題已見軍委指示。政權、黨、民眾團體脫離生產的人數亦應縮減,務求全部脫離生產人數不超過甚至更少于居民的百分之三。”⑥

    脫產人數,不超過全部民眾的3%,這個比例究竟是個什么概念,可參考陶鑄當年的公開說法。陶鑄說:“(根據地)生產力都比戰前減低了,甚至有個別地區減低到百分之五十……因此,敵后根據地民眾的負擔能力是不大的。在根據地基本地區內,民眾生活較好,最大限度也只能每百人養活4個人。游擊區因敵人容易到,破壞多,建設少,其人民負擔能力是要少于基本地區的,即這里每百人只能養活2人。至于敵占區和近敵區,民眾負擔能力更差。⑦

精兵簡政:八路軍與民眾的比例是多少?八路軍通過平型關

“頭重腳輕”,也需要精兵簡政

    除了解決“根據地居民是否能養活我們”這一問題外,“精兵簡政”還有另一重極現實的需要,那就是應付日軍的“掃蕩”。1942年4月22日,中央書記處辦公廳在《關于總結精兵簡政經驗的通知》中,就明確總結了“精兵簡政”的兩大現實目的:

    “精兵簡政包含兩方面問題:一是要求從長期堅持根據地著想,注意節省與積蓄民力。二是要求從戰爭與農村環境著想,注意組織精干,分工合理,使政策能貫徹下去,使工作效率能大大提高,使軍事行動能靈活便利。”⑧

    之所以要用“精兵簡政”,來“使軍事行動能靈活便利”,是因為當時各根據地的干部配備明顯呈現一種“頭重腳輕”的狀況。以晉察冀太行區為例,劉伯承曾明言:“太行區的負擔人口共150萬,按照中央規定的脫產人員不超過負擔人口的百分之三(其中軍二政一)的比例,應負擔3萬軍隊、1.5萬地方干部,而實際上全區軍隊現有4萬、地方干部2萬多。……脫產人員,又以上層機關為多,本師機關和直屬隊達2600余人,邊區政府機關人員達540余人,而下級機關和基層連隊則嚴重缺額。……這種狀況,不但是‘魚大水小’,而且成了‘頭重腳輕’。”⑨

    這種“頭重腳輕”,對八路軍的“反掃蕩”作戰,直接造成了很大損害。據楊秀峰(時任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主席)的內部報告披露,1942年太行軍區在“五月反掃蕩”中雖獲勝利,但也暴露了很多問題。其中,尤其以基層組織渙散、“頭重腳輕”最為嚴重。楊秀峰在報告中說:

    縣一級,“除少數縣份外,一般在反掃蕩戰爭中,政權組織不但未起它的應有作用,甚至上下脫節,看不見組織力量,有的專署或縣府只剩一人或數人,單純隨部隊走,不能起其應有作用,干部臨時分散下去,而又無秘密后方機關聯系。”區一級,“區一般的不能發生作用,某專區內有些區都形同瓦解,助理員大部回家,工作停頓,某區區長還要隨專署向外線轉移,根本未想到戰時工作和自己的崗位。”村一級,“情形最嚴重的是村。彭副總司令在作戰中來電說:‘在南艾鋪一帶,作戰一天找不到一個村干部’,各地村莊干部逃跑成為普遍現象,干部先群眾而跑,后群眾而回。”具體到對“反掃蕩”作戰的影響,“表現在保證軍隊戰時供給做的非常差,如×部在×縣作戰無糧食,到鄰縣去找又沒有,后來從很遠的另一個存糧地區馱糧回來,已耽誤了很有利的作戰時機,在作戰中有的部隊三天吃不到飽飯,有的喝不到水。許多村莊找不到干部和群眾,有時找到村干部,口頭上答應給找民夫抬傷兵,回頭都跑走了。需要村干部找糧食時,有的便回答:‘找到誰的吃誰的,找不到我不管。’”⑩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面,楊秀峰認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本上沒有貫徹簡政的精神。就各級政府而言,依然是頭重腳輕,沒有徹底把應放下去的干部盡量充實下層,故到戰時不能不臨時分遣干部,因而干部對村的工作不熟悉不了解,起不了幫助的作用,感到苦悶,反而給村干部添累贅,到戰時臨時下去,因為自己在村內平時沒有工作與群眾聯系,自然不會得到很好的掩護。”(11)

    此外,“頭重腳輕”還會導致部隊在應對日軍“掃蕩”時移動速度受影響。如1941年11月,山東抗日根據地魯中區,就因“工作機關龐大笨重,遭受打擊,損失頗多”。(12) 有鑒于此,1942年4月22日,中央書記處辦公廳曾明確要求各根據地向中央報告“是否有后方龐大、行動笨滯,敵人‘掃蕩’易受損失現象。”

    綜上,正是依賴著“精兵簡政”政策,使民力與抗戰相協調,敵后根據地才能在日軍的瘋狂“掃蕩”之下堅持下來,并不斷發展壯大。

精兵簡政:八路軍與民眾的比例是多少?百團大戰期間,八路軍民兵武裝拆毀日偽碉堡

注釋

①聶榮臻,《粉碎日軍秋季“掃蕩”的經過及基本經驗教訓》,1941年11月21日。所謂“鐵腳合擊”、“鐵壁合圍”,乃是華北日軍的一種戰術名稱,據劉伯承講:“我們在抗日時曾在繳獲文件中見到日酋岡村寧次在華北作戰的訓令,他認為:圍攻那戰斗力強的敵人必須實行鐵腳合擊,對戰斗力弱的敵人,只須鐵壁合圍就夠了。其見解是如此。”見:劉伯承,《〈論蘇軍合圍鉗形攻勢〉編譯后言》,收錄于《劉伯承軍事譯文序跋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P36-37。彭德懷亦報告說:“敵稱晉南戰役為‘鐵腳合擊’戰,稱此次對邊區‘掃蕩’戰役為‘鐵壁合圍’戰”。” 見:《彭德懷等為轉報晉察冀軍區秋季反“掃蕩”初步總結給中央軍委的電報》,1941年10月,收錄于《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8冊),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2011,P673。②《敵寇五年來“掃蕩”華北的總結》,《解放日報》,1943年2月28日,收錄于《中國現代史資料選編4抗日戰爭時期》,P278。③朱德,《論解放區戰》,1945年4月23日。收錄于《八路軍回憶史料 1》,解放軍出版社,1990,P07。④參見:李茂盛、馬生懷/著,《華北抗戰史》(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P104、P224;《解放軍史鑒 八路軍史 1937-1945》(下),青島出版社,2013,P747。⑤冀中行署關于減輕人民負擔的指示,1943年2月5日。收錄于《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中冊)》,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1994,P34-35。另一個極有價值的參考文獻是1943年8月5日中央書記處對冀察晉分局的函電指示《精兵簡政遲疑不決就將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該指示說道:“關于精兵簡政的電報已悉。毫無疑義,你們應實行精簡,在這個政策上遲疑不決,就將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你們現在只有九十萬人口的比較鞏固的根據地,其他能收公糧的九十萬人口是處在游擊區中,而你們連馬匹折合計算尚有八萬多人脫離生產,這是決不能持久的。目前你們應即下決心減去三萬,只留五萬,其中文武比例,應是文一武四。減去三萬人中,除呂(正操)部六千西移外,另調聶(榮臻)部四千西移,共計一萬人西移,其余兩萬在本地安插。如果明年更困難,再準備從五萬中減一萬。”見《中共黨史參考資料 第17冊》,P410。⑥中央關于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敵后抗日根據地工作的指示,1941年12月17日,收錄于《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第十三冊(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中央檔案館/編,1991,P264-265。⑦陶鑄,《再談精兵簡政》,《解放日報》,1942年6月25日,第2版。⑧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廳關于總結精兵簡政經驗的通知,1942年4月22日,收錄于《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9冊),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2011,P244。⑨《劉伯承傳》編寫組/編,《劉伯承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P181。⑩(11)楊秀峰,《五月反掃蕩中(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工作的幾點重要小結》,1942年7月23日在邊區干部會的報告記錄。收錄于《晉冀魯豫邊區史料選編 第二輯》,P134-143。(12)把增強,《抗戰時期中共精兵簡政中的編余人員安置》,《抗日戰爭研究》2013年第4期。

責任編輯:肖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