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是中國歷史上波瀾壯闊的史詩,成千成萬的中華熱血兒女為捍衛民族獨立拋頭顱、灑熱血,與日寇殊死奮戰。石屏雖是滇南偏僻小縣,但抗戰期間,抗日民族運動在這里如火如荼,民族精神在這里熠熠閃光。值此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之際,為不忘歷史,將抗日民族精神在石屏的具體體現歸納為“捐獻救亡精神”、“舍生撲死精神”、“同仇敵愾精神”撰寫成文,以示紀念。
一、捐獻救亡精神

抗日民族精神,首先是“捐獻救亡精神”。“七七”盧溝橋事變的隆隆炮聲,宣告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開始。日軍瘋狂大舉進攻祖國腹地的慘痛消息,從各種渠道傳到昆明、傳到石屏。石屏的仁人志士群情激憤,奔走呼喚,擁護抗日,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喚醒民眾覺悟,發動民眾,鼓動民心。在石屏中學等教唱抗日歌曲,進行“抗日救亡”教育,師生熱情高漲,經常走上街頭、深入農村宣傳“抗日救國”,并組織歌詠隊高唱《大刀進行曲》、《義勇軍進行曲》、《救亡進行曲》等歌曲,以激發社會各界抗日救亡熱情。

抗戰開始,有識之士奔走呼喚,倡導成立抗日救亡團體。在石屏境內成立的抗日救亡團體有兩個:“抗敵后援分會”和“婦女慰勞會”。“抗敵后援分會”,主要從事組織中小學生上街游行,宣傳抗日思想,動員民眾捐款;“婦女慰勞會”,主要從事動員婦女同胞,動手紡線織布,縫制“抗日棉衣”,納制“抗日軍鞋”。 

“愛國愛家,義不容辭”。“不愿做亡國奴”的人們,懷著多捐一元錢,前方就多有“一顆子彈打鬼子”的信念,踴躍募捐。在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呼聲中,愛國師生和進步青年寫標語、呼口號,唱抗日歌曲,演抗日話劇,作抗日演講,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妄圖吞噬中華民族的狼子野心,激發愛國熱情。“捐獻救亡”中,工人農民募捐啦,中小地主募捐啦,民族資產階級募捐啦,一切愛國的人們募捐啦,一切不忍做亡國奴的人均募捐啦。 

在“獻金臺”前,有的婦女當場就脫下金戒指、金耳環捐獻;有的中小學生,連平時舍不得用的零花錢也捐了出來;時稱“滇南富翁”的石屏人李恒升,聽說募捐抗日,慷慨解囊,捐資150萬元滇幣,建議以100萬元購戰斗機一架支援前線,其余捐作抗敵軍費。鄉賢陳潛贊稱“李恒升封翁輸財救國其巨數滇南巨擘”;里人張正堂,人稱“民族企業家”,聽說募捐抗日,慷慨捐款100萬元滇幣,用于“捐機抗日”。云南省政府為表彰他倆捐資救國的義舉,賜給李恒升“傾囊救國”匾額一塊,張正堂“輸財御侮”匾額一塊。此倆人之舉,鼓舞人心,贏得了社會各界的贊譽,一時傳為美談,省內各大報均在重要版面予以報道,成為舉國皆知的新聞人物。

1939年9月,石屏成立“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石屏支會”,成立初,募集到救國公債國幣1000元;緊接著,張正堂又捐獻舊幣2萬元賒濟“四·一三”蒙自空難黎民;是年,抗戰兩周年前夕,在縣政府門前設置“獻金臺”,擺設“獻金柜”,募集到救國公債舊幣101780元和金戒指一枚(約為300元滇幣);1943年“七七事變”6周年紀念,石屏各界再行捐獻,共捐獻40707.5元滇幣。
且不論捐獻數額,此種“捐獻救亡精神”,無論過去、現在乃至將來都應該弘揚。
二、舍生撲死精神

“國家有難,匹夫有責。”在“抗日救亡”的呼聲中,石屏有志男兒熱血沸騰,一個個燃起報國烈火,涌現出眾多舍生撲死的抗日志士。其代表人物有: 

劉現龍。石屏城關人,化名孟田。“九一八”事變后,在石屏中學發起救亡運動,領導罷課,抗議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1935年在昆明棋范工廠參加中國共產黨,曾以補鍋為掩護,沿紅軍長征走過的路,尋找紅軍。抗日戰爭爆發后,改名劉正興,投奔滇軍第六十軍,以“應清”筆名,多次在《抗戰文藝》發表文章。后奉中共黨組織之命,離滇軍投奔新四軍。

陳去。石屏縣城人,原在國民黨軍隊里當兵,聽說共產黨“反對內戰、主張抗日”,毅然在甘肅平源縣“棄暗投明”參加紅軍。抗日開始,服役在八路軍129師,任師教導團文化教員。部隊轉戰太行山區后,任太行軍分區民運和統戰干事。1938年6月13日,經梅宏德等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太行山區反掃蕩中,英勇頑強,曾臥身死人棺內打擊日本侵略軍。一次,他所在連隊被多于十倍的日軍包圍,在突圍戰斗中多數戰士英勇犧牲,最后他帶領剩下的八名戰士突出重圍,行軍三百余里找到主力部隊。在太行山區先后擔任太行軍分區司令部四股股長、太行五專區工商管理處主任、團供應處主任等職,后調任東北本溪市第一供應處主任、軍分區司令部四科科長等職。

李希白和李瑩。他倆是親兄妹,石屏縣城人。抗戰爆發時,李瑩正在昆華女子師范讀書。她一面讀書,一面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1938年2月,李瑩投奔延安,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被選送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兄長李希白,按其妹發自延安來信,毅然奔赴延安。石屏人引以為榮,贊稱:“兄妹共赴杭日,全國屈指可數”。曾一度激勵了石屏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

王琳。石屏縣城一女子。1941年,滿懷熱情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先后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翻譯、創作員及延安藝術劇院編導等職,與丁玲、李伯釗等最為莫逆。1942年,與作家、翻譯家柯仲平在延安結婚。在當時轟轟烈烈的秧歌劇創作演出中,所創作的秧歌劇《模范妯娌),1947年春在延安上演,轟動一時。 

李喬。彝家子弟,出生在石屏縣城。雖屬一介書生,但很有愛國熱情,抗日戰爭爆發,喬公秉筆從戎,隨滇軍60軍奔赴抗日前線,在184師任報刊編輯,參加著名的臺兒莊戰役。在戰火紛飛的年代,撰寫了多篇滇軍將士英勇抗戰的報道。 

許遜階。石屏寶秀鳳山人。1935年秋,考入黃埔軍校昆明分校第十一期步兵科,在校經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和救亡圖存的愛國教育。抗日戰爭爆發,從昆明奔赴抗日前線,轉戰湘、鄂、贛,先后任上尉連長、副營長。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蔣介石為竊取勝利果實,挑起國內戰爭,不愿參加內戰,遂解甲歸鄉。 

在那激情燃燒的抗戰時代,石屏人民響應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號召,同仇敵愾,團結抗日。倡導眾多熱血健兒奔赴前方,不顧安危,英勇奮戰,有的在中央或外省部隊參加各戰役;有的參加云南出滇的第六十軍和第五十八軍及由兩個軍擴編的新三軍,參加了魯南臺兒莊血戰,并輾轉鄂、湘、贛等省的陽新、崇陽、上高、常德、長沙諸戰役;有的抗日戰爭爆發后紛紛投考軍校,畢業后隨部隊防守滇南,枕戈待旦,迎接來犯之敵。抗日征兵中,據民國史料記載:1936年在石屏縣內征兵180名。在石屏征兵最多的1941年,競達251名。若按兩年平均數計算,8年抗戰石屏應征抗日者當有1700余名。那時龍武是個設治局,但因資料不全,故未列入。 

在整個抗戰期間,石屏籍參加抗日的排級以上有名有姓可查史料者達167眾。 

抗戰中部隊干部分軍官、軍佐、軍屬,級別按將校尉級別。以上列名中,最高軍銜的瞿琢師長先后任60軍第183師、第93軍暫22師、第74軍184師排、連、營、團、師長,參加臺兒莊、陽新、崇陽諸戰役;李長雄師長任第93軍暫18師、22師任排、連、營、團長,駐防滇南后任師長;丁方直先后任第58軍新12師第2旅中校參謀主任。 

為緬懷先烈,激勵后人,追念石屏在抗日戰爭中陣亡的將士,石屏曾立碑制牌紀念。1941年“抗戰四周年紀念日”,石屏官紳士庶倡立“抗敵殉難忠烈將士碑”于文廟忠烈祠內(后移至乾陽山麓的二忠祠內)。
如今,抗戰勝利已七十周年,石屏境內已沒有了健在的抗日志士,但舍生撲死的抗日民族精神,將永遠活在人民心中。
三、同仇敵愾精神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是抗日戰爭期間最響亮的口號。在這催人奮戰的口號聲中,為同仇敵愾,有力支持前線抗日將士,打擊日本侵略軍,石屏“婦女慰勞會”,響應縣捐獻委員會“有力出力,有錢出錢”的號召,組織義演,“捐獻”,所得法幣5000多元全轉交云南省獻金委員會;響應云南省棉衣募集委員會的號召,深入城街農村,宣傳抗日救國道理,說明戰區天氣嚴寒,將士急需棉衣,捐得法幣3000多元購置棉布、棉花,分組趕制棉衣。那時,被愛國熱情鼓舞了的人們“為抗日出力,心甘情愿”,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報酬。 

據資料統計,石屏共縫制慰勞棉衣800余件,慰勞布鞋400余雙。全由縣捐獻委員會轉交省棉衣募集委員會,再專車送給云南六十軍出征將士。據當時石屏隨軍出征將士來信說,1938年4月臺兒莊保衛戰前夕慰勞品就收到了。次年,“婦女慰勞會”又組織為抗日部隊募捐棉衣活動,先后縫制了550件棉背心,派伏瑞珍將這批棉背心送到昆明,捐獻到抗日前線給抗日士兵御寒。其貢獻不可忘記。 

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聲中,為同仇敵愾,石屏人何宏年在云南大學投入抗日救亡活動,與江毓琛、歐根等人在校成立“學生抗敵后援聯合會”,簡稱“學抗”,領導學生抗日救亡。之后加入“抗日先鋒隊”。1938年9月,日機轟炸昆明,云大附中遷至路南,他參加附中抗日救亡課外工作委員會,經常深入農村,開展宣傳活動。次年,經歐根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年秋,地下黨即派他到石屏以教學為掩護,開展地下抗日宣傳工作,以《曙光日報》記者身份公開發表反帝反封建、揭露國民黨消極抗日等戰斗性強烈的文章。“皖南事變”后,黨中央指示“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他從個舊礦區轉移到石異師范附屬中學任教,與劉時平等在石屏師范建立了黨支部。之后.領導組建業余演出隊(30多名師生參加)宣傳抗日思想,激勵抗日熱情。有老人回憶當年說:“抗日口號振天響,抗日精神大發揚。”

在“抗日救亡”的旗幟下,為同仇敵愾,石屏人宋方在校加入了“婦女抗敵后援會”,任宣傳委員。后參加“婦女聯誼會”等進步組織,為“抗擊日寇、抵御外侮”奔走呼號,并將昆明的“抗日活動”情況常傳給石屏,讓石屏“雖居滇南偏僻一隅,但抗日民族精神異常振奮”。 

為使“抗日精神深入人心”,同心敵愾抗擊日本侵略者,石屏賢達于1941年冬,邀請知名民主人士、“七君子”之一李公樸及其夫人張曼筠到縣城宣傳抗日,介紹華北敵后軍民如何“堅壁清野、應對‘掃蕩’”,如何“利用地道抗擊日軍”等;講述延安見聞,介紹延安軍民如何開展“大生產運動”,介紹陜甘寧邊區婦女怎樣開展“解放運動”。其結果:“民眾熱血沸騰,抗日呼聲日高。”

抗日初始,云南被譽為“抗戰后方”。但劉昆府為同心敵愾抗擊日本侵略者,居安思危,對祖國的命運、民族的存亡憂心忡忡。他在1941年9月21日日記中寫道:“日本集重兵于越南,有進攻云南之企圖。抗戰四年半以來,云南之地位日顯重要,今則為唯一之國際通線,若云南不守,則國事更不堪問,是以我云南人責任較他省為尤重。軍事方面雖有當局主持,唯民眾武力亦不可侮,須切實之辦法,發動大規模之游擊戰。”他眼觀抗戰時局,認為“民眾武力”和“游擊戰”是“抗擊外侮”的巨大力量。原欲西進(思普地區)行商,曾借款三萬五千元,買步槍6支。離家之夜,他果斷立下錚錚誓言,說:“我等西進之后,固應隨時地作有效之行動,更應有廣大之聯合,以赤血報國也。”在抗日戰爭的年月,劉昆府雖投有馳騁于沙場,但他許身報國的雄心未滅。1944年他曾在家中屋前一柱石上題寫下一首五言律,說:“浮生卅八載,縱橫群舞臺。笑談揮險阻,銳敏趁機裁。落似寡和,耿耿抱忠懷。細流匯滄海,大廈聚群材。” 

為同心敵愾抗擊日本侵略者,時任云大附中校長的石屏寶秀人楊春洲,在“抗日救亡”浪潮中,在校內外支持抗日救亡活動。在學校中提倡“積極的、奮發的、民主的、自覺的、社會的、現實的”附中精神,鼓勵支持青年學生勤奮學習、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云大附中有一大批青年學生在抗戰中積極從事“抗日救亡”宣傳,抗戰勝利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抗日救亡”的旗幟下,為同仇敵愾,抗戰時期任石屏師范校長的蘇寶鼎,讓共產黨員劉時平(劉燮華)、華立英、陳璉(程國儀)、何宏年等到校任教,熱情支持“抗日宣傳”,以宣傳抗日救亡為宗旨的“讀書會”在校蓬勃發展,團結了一大批擁護抗日的同學。

有道是:“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抗日戰爭勝利已經七十周年,但“抗日民族精神”應世代永存!                 
(作者單位:石屏縣史志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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